新书速递 乔纳森·斯威夫特研究:愤世嫉俗者的“政治寓言”

把“烈焰再也无法灼噬他的心”作为墓志铭的斯威夫特对待进步观念的态度或许是偏狭而保守的,但他敢于喊叫出“不同意”,敢于在众声喧哗中警惕着过度乐观的情绪。

斯威夫特的小说文本《格列佛游记》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儿童文学经典。确实,文本的局部可以获取一些较为系统的童话性,但是我们一旦深入探究文本便不难发现隐伏在文本后背显而易见的讽刺性才是其核心价值所在,斯威夫特是一个以讽笔著称的政论者,这部小说亦不例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外在目标”的,这个目标便是18世纪英国的世相全景。

小说的主人公格列佛(Gulliver)与鲁滨逊一样是一个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子,充满了对航海贸易及实践科学的无限热情。在一次海难之后,独自生还的格列佛在一处陌生海域的岛滩上醒来后竟发现“一个身长不到六英寸、手里拿着弓箭、背着一个箭袋的活人。同时,我觉得至少还有四十来个一模一样的人(我猜想)跟在他的后面”。原来,劫后余生的格列佛已然置身于“小人国”利立浦特(Lilliput)。这个国家一切事物都与“正常”事物以12∶1的精准度微缩。供给格列佛食用的羊肩肉,他是“一口要吃两三块”,头号大桶的酒,在格列佛看来也非常小。主人公一觉醒来,成了“巨人山”。

于是乎,主人公开始了用12倍的眼光审视这个另类国度的历险。正是在这缩微玩具般的国家里,其不过比余人“高出我的一个手指甲盖”的国王,居然有如下头衔与威仪:利立浦特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举世拥戴、畏惧的君主高尔伯斯脱莫马兰爱夫拉姆戈尔迪洛舍芬木利乌利古,领土广被五千布拉斯鲁格(周界约十二英里);边境直达地球四极;身高超过人类的万王之王;他脚踏地心,头顶太阳;他一点头,全球君王双膝抖战;他象春天那样快乐,象夏天那样舒适,象秋天那样丰饶,象冬天那样可怖……

叙事者对利立浦特民族那种“天朝上国”、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的嘲讽之情,便在这种“比例失调”与“言语失实”的参照之间自然而生。同时,作者更把宫廷争权夺利、阿谀奉承的环境,不动声色地暴露了出来。小说对利立浦特宫廷制度与党争的讽刺还不仅于此,他们的官员选举居然是通过“在一根白色的细绳子上表演”来实现的。小人国国民从小就精于此道,一旦有官职空缺,或官员失宠,人们就毛遂自荐在皇帝面前表演以邀宠,看谁跳得高而持久并能够免于跌落,当然也常年有人因此摔伤或命赴黄泉。另一种政治表演,是在皇帝或宰相手拿的长竿周围上蹿下爬,看“谁表演得最敏捷,跳来爬去的时间最长”,谁就被依名次奖以蓝、红、绿三色丝线,缠于腰间以示荣耀。政坛仕途的险恶,有如走钢丝,却还必须卖命表演来博取恩宠;又像被君王、宰相拿着指挥棒戏耍的动物,其凶险与愚弄于人的本质被斯威夫特两三笔赫然勾出,其辛酸的身世之感也跃然纸上。

值得指出,在讽刺党争这一端,斯威夫特让格列佛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令人哑然而倍感滑稽的情形。利立浦特王国看似国运昌隆,实则深受两大威胁,一为国内党争,二是外患殷忧。国内党派为高跟党与低跟党,只因两党成员鞋跟之间相差“十四分之一英寸”,便积怨深重。当朝皇帝虽拥戴低跟党,权力也掌握在其人手中,但令低跟党人忧虑的乃是有几分倾向于高跟党的王子:王子的一只鞋跟总是高于另一只,是故走起路来“一拐一拐”。言此而意彼,此处斯威夫特虽说的是利立浦特,但明眼人稍事思考便心领神会,说的分明是英国政坛“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的斗争。斯威夫特将两党空持党见“争端”但本质上却沆瀣一气——分歧不过“十四分之一英寸”的政治现实嘲讽得淋漓尽致。对两党并无本质区别的嘲弄,同样浓墨重彩地体现在卷三部分,当格列佛游荡至巴尔尼巴比首都朗格多时的所见所闻之中:“……至于有人说,两派领袖人物的脑子,无论就质量和大小来说都不一样,那可怎么办呢;这位医生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就他个人所知,即使有一点差别也无足轻重”。而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斯威夫特这支“鞋跟党争”讽笔在20余年后的亨利菲尔丁那里被替换成了“帽子党争”,并且被秉持得十分成功。

文本中,内忧方殷的利立浦特,还想着吞并邻国布莱夫斯库——一个面积与实力都与利立浦特难分伯仲的国家,这着实令人疑惑。两国原是和睦相处的,因为他们吃鸡蛋时都同意先打破较大一端,而利立浦特当朝皇帝的祖父小时候吃鸡蛋时敲大头时不慎弄疼手指,故而当朝皇帝的父亲下令全民吃鸡蛋时只能从小头一端敲起;此后两国纷争不断,利立浦特也发生了“六次叛乱,其中一个皇帝送了命,另一个丢了王位”。文本此处影射英法之争的意味再明显不过,那送了命的皇帝无疑就是查理一世,而丢了王位的自然指的是流亡法国宫廷的詹姆士二世。值得指出的是,1735年密友博林布鲁克子爵在《论爱国精神》一文中还特地引征《游记》中的大头派与小头派党争之事,以阐明党见的琐碎与政治斗争中私利的危害。

如果说在利立浦特时,斯威夫特把讽刺对象设置为渺小荒谬的利立浦特试以调配其时场景,及至主人公格列佛逃脱“小人国”返乡后又一次展开旅程并沦落“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之时,讽刺对象则产生了一次有趣的反转。事物比例还是按照12∶1的比例进行了放大,而此番,格列佛和英国乃至欧洲则明白无误地成为讽刺的对象。

格列佛从利立浦特的巨人山——“昆卜斯夫来斯纯”沦落为“大人国”里的“格立锥格”。在被送入宫廷中供皇族娱乐之时,主人公向国王大肆宣扬了其“政治妈妈”在风俗、道德、政治、经济、宗教、学术、科技……一切方面上的美德与荣耀,只惹得国王一阵嘲笑:“人类的尊严实在太不足道,象我这么点大的小昆虫也竟会加以模仿……这些小家伙也有爵位和官爵;他们造了一些小窝小洞就叫做房屋、城市;他们也装模作样、装饰打扮;他们也谈恋爱、打仗、辩论、欺诈、背叛。”此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人国国王陈述时使用的“也”字。然而,格列佛仍旧不厌其烦地以袒护的方式夸耀他“亲爱的祖国”的功绩与文明,并对国王讲述了祖国的殖民地政策、议会制度、司法制度、贵族教育、议员选举等制度与风俗。在用了六次召见听完格列佛的讲述后,国王却连发42问。这些连珠炮似的发问,虽则气势磅礴,凌厉逼人;但又中肯切要、提纲挈领,简直就是斯威夫特对彼时英国社会问题的追责。

下文仅举司法不公之例:……判定一件案子的是非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如果判案显然不公平,故意与人为难,欺压一方,律师辩护士们有没有答辩的自由?教派和政党会不会影响执法的公正?那些为人辩护的律师是否受过教育,对衡平法是否具备常识?是不是他们只知道一省、一国或者其他地方性的习惯?律师和法官既然能任意解释或歪曲法律,他们是否也参加起草法律?他们是否有时为了一桩案件辩白,有时又反驳这桩案件,他们会不会援引判例以证明反面意见有理?律师这一帮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他们为人辩护,发表意见,是否接受金钱报酬?特别是他们能不能被选为下院议员?此种司法不公现象,似乎并没有回答的必要和辩驳的可能。

文本在描摹彼时司法公允缺位的悲惨情状之际,可谓字字血泪,包含了斯威夫特对秩序失范后社会混乱不堪景象的强烈控诉。这种控诉同样在菲尔丁那里得到了延续,尤其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阿米莉亚》两部小说之中。正如大人国国王所控诉的一般,在斯威夫特眼中,过去一百年间英国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屠戮、革命或流放。这都是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大恶果”。无知、懒散和腐化成为“一个立法者所必备的唯一条件”;而格列佛和他的同胞中的大部分人则“是大自然让它们在地面上爬行的最可憎的害虫中最有害的一类”。不难指出,斯威夫特对英国面貌的控诉和讽刺,至此已然扩大至对欧洲乃至人类文明的“颠覆”和抨击了。

据考证,斯威夫特结束第二卷“布罗卜丁奈格游记”(1721~1722年)之后,先行撰写了第四卷“慧骃国游记”(1723年),而后才创作了第三卷较为松散的“勒皮他、巴尔尼巴比、拉格奈格、格勒大锥、日本游记”(1724~1725年)部分。这一论点从斯威夫特讽刺笔触落点从英格兰扩展至人类文明,最终指向对慧骃的“纯粹理性”此一线索移变上来看,似乎颇有理据。

如果说《游记》前三卷通过外形尺寸上的比例缩放以对英国乃至人类文明展开讽刺,那么,在慧骃国游记处,人之为人的存在条件与心灵性质则被整个儿地与马——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并且是彼时人类时空位移的主导“工具”——进行了颇具哲学意味的替换。相应地,人类则变成了污秽不堪、恶心下作、毫无理性的“耶胡”(Yahoo),成为马的劳动及位移“工具”。而马则成为品格高洁、德昭行勋、富于理性的慧骃(Houyhnhnm),主宰着“耶胡”的生杀大权。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场景如何移变,斯威夫特的讽刺之笔在慧骃国游记中仍旧没有停止,仍旧主要指向对律师群体及司法不公现象的抨击:“……我们那里有这样一帮人,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一门学问,怎样搬弄文字设法证明白的是黑的,而黑的是白的,你给他多少钱,他就给你出多少力。”由此不难想见,斯威夫特对彼时英格兰司法失公、讼棍当道、混淆黑白的不合理现象痛恨之程度。

文本经由英国至小人国再到大人国部分,通过叙事策略上的“比例失调”,及至慧骃国游记的“颠倒”,斯威夫特的讽刺语言则愈发凌厉,排泄物等“污浊语体”连篇而出,粪便尿液于文本中频频出现,叙事风格上确实有黄梅教授指出的“由准航海日志转换为‘狂欢式’的怪诞奇想”的明显迹象。实际上,如果我们回溯《游记》批评史,不难发现第四卷出版后确实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其中,18世纪后半叶文坛泰斗约翰逊博士、麦考利及萨克雷等批评家认为斯威夫特/格列佛叙述至慧骃国处,已经失去了理智而变成了一只“叫嚣的魔鬼,咬牙切齿地诅咒人类,撕下每一缕端庄……没有羞耻,言辞肮脏,思想肮脏,暴怒,狂野,污秽可憎”。

斯威夫特在彼时及19世纪评论家眼中俨然成了愤世嫉俗的“厌世者”。文本中,格列佛在慧骃国期间对卑污猥琐的同类——“耶胡”厌恶确实达到了令人不解的程度,他甚至觉得自己的样子丑不忍赌,“还不如一只普通的‘耶胡’来得好看”。据此,他同时对慧骃们高洁的操行和理智行动予以无限张扬,“望着它们觉得很高兴,也就模仿起它们的步法和姿势来”,竟养成习惯。而当朋友们评论他“走起路来像一匹马”时,他更引以为“极大的恭维”。这种身份认知转换所带来的影响如此之深切,以至听闻慧骃主人欲将逐他回英国时,格列佛“感到十分悲伤失望,我受不了这样的痛苦,就昏倒在它的脚下”。最终,格列佛在回到英国后,隔绝人世气息,须靠烟草和薄荷捂鼻度日,更是建了间马厩,买了两匹马,终日与他的“慧骃”相伴,并请求“沾染着这种罪恶的人不要随便走到我的面前来”。从文本逻辑推导,斯威夫特的格列佛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疯狂的人类厌恶者。

然而此处的“顺理成章”极有必要结合参看1725年9月29日斯威夫特致蒲柏的那封著名的信:但是我主要憎恨和厌恶的是那个叫作“人”的动物,尽管我衷心热爱约翰、彼得、托马斯等等。多少年来,我就是按这样一种准则来指导我自己的行动的,但是请你不要说出去,而且我这种态度还要坚持下去,直到我和他们的交道打完为止。我已经收集了写一篇论文的资料,我要证明人是“理性动物”这一定义是错误的,人类只是“具有理性能力的动物”。我的《游记》的全部结构就是建筑在这一“厌世思想”的伟大基础上的,虽然我的“恨人思想”不是泰门式的。

(节选自《乔纳森斯威夫特研究:秩序的流变与悖反》,作者历伟。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本书主要以早期英国启蒙思想转型过程中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文学活动为考察对象,囊括其书信、日记、小说、政论文、诗歌、历史作品、布道文等共计18卷;旁及“斯克里布莱拉斯”文学集团(Scriblers Club)成员如亚历山大•蒲伯、约翰•盖伊、约翰•阿巴斯诺特等人的文学活动,兼有培根、霍布斯、洛克、威廉•坦普尔、博林布鲁克子爵等人的各类书写。本研究把上述文本置于不列颠政制改革、“绝对服从与弑君正义之争”、宗教改革、自然神论运动、“古今之争”、“嗣位法案之争”、“常备军之争”以及“中国与东方”等启蒙早期英国政治、宗教、哲学、文化、法律、外交等事件、视域之中,以斯威夫特生平及其作品分析为经,以其对时政思想变革的思辨性回应为纬,进而论证在思想史秩序论谱系中,斯威夫特的文学活动与英国乃至东方思想传统的各类因子如何参比关联,尤其反思后者与英国启蒙运动思想图式塑型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文学与思想的动态互释过程中呈示并重估斯威夫特在文学文化史、政治思想史乃至东西交流史上的位置及意义。

本书的出版在填补国内斯威夫特个案综合研究空白的同时,无疑将改变斯威夫特研究的基本面貌,并推动其向纵深发展。

历伟是在英国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乔纳森斯威夫特研究领域中优秀的青年学者。本书不仅具有开阔宏大的学术视野、扎实的源语文献征引及严整自洽的逻辑架构,而且关键在于,在关于斯威夫特的研究方向提出了新锐见解。

原标题:《新书速递 乔纳森斯威夫特研究:愤世嫉俗者的“政治寓言”》